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面對鞏固和發展勝利成果的新階段，仍需重拳懲治職務犯罪。其中，行受賄犯罪案件中涉案財物的處理對于阻止犯罪目的的實現、懲治和預防犯罪至關重要，但由于行受賄方式多樣、情形復雜，該問題一直是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刑法作為最嚴厲的法律手段，其啟動必須做到師出有名、于法有據。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據此規定，行受賄案件的涉案財物主要包括“違法所得”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兩類，前者退繳、追繳后予以沒收或發還行賄人，后者一般予以沒收。筆者嘗試從兩類財物的定義及范圍的角度，討論行受賄犯罪中涉案財物的處理規則。

    “違法所得”指犯罪分子通過違法犯罪行為所直接或者間接取得的財物，包含財物的來源與歸屬兩個條件：一方面，非因違法犯罪行為獲得的，不在此內；另一方面，因主客觀原因未實際取得、控制的，不符“所得”之義，亦應排除。行受賄案件中，受賄人索取或收受的財物，即屬“違法所得”，在受賄人索賄且行賄人未獲得不正當利益的情形下，受賄人的違法所得實際是行賄人的合法財產，依法應當發還行賄人，除此之外均應沒收；行賄人通過行賄獲得的不正當財產性利益，也屬違法所得，應予沒收。此外，產生于違法所得及其轉化物的孳息、自然增值、投資獲利等收益，應一并追繳和沒收。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指供犯罪分子進行犯罪活動而使用的屬于其本人所有的錢款或物品，不僅指犯罪工具, 還包括組成犯罪行為之物，即滿足某一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所必不可少之物，通常是犯罪行為的作用對象。在行受賄犯罪案件中，行賄人用于行賄的財物即“賄賂”就屬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成為“賄賂”的基本要求是與行賄行為產生特定聯系，這種“特定”對于物品體現為指向的唯一性，如行賄人送與受賄人一套房產，需通過門牌號、地址等明確是哪一套；而對于金錢和財產性利益等種類物，因其非物性和可替代性，僅需在概念上圈定權利范圍，如行賄人與受賄人商定送給后者100萬元，此時即有100萬元從行賄人所有的財產中特定出來。

    在明確一般處理規則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以下幾種特殊情形：

    1.受賄人當場拒絕收受，或收受財物后及時退還行賄人。

    受賄人拒絕收受財物自然不構成受賄罪。根據法律規定，收受財物后及時退還的也不是受賄。因此，于受賄人而言，被拒絕或退還的賄賂不構成“違法所得”；但行賄人已構成行賄罪（未遂），送出的賄賂已經特定且與其個人財產分離，屬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在行賄案件中予以沒收。

    2.受賄人收受財物后，在案發前退還行賄人。

    根據法律規定，受賄人收受財物后，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此時受賄行為已經既遂，所收財物已構成違法所得，即便事后被退還行賄人也不會改變其性質，因此案發后仍應作為違法所得予以追繳。按照“去至何處從何處追”的一般原則，退還行賄人便從行賄人處追繳。另一方面，受賄人退還的違法所得即為行賄人用于行賄犯罪的本人財物，在行賄人處僅作為去向明確的違法所得追繳一次即可，不應重復追繳。

    3.約定受賄中，部分財物已收取，部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收取。

    約定受賄指受賄人與行賄人約定好賄賂款物，在將來某一時間實際給付和收取的情況，常見的行賄人代為保管行賄款、受賄人隨取隨用，以及按期分批給付行賄款，均屬此類。實踐中一般按照約定數額認定受賄數額，受賄人已實際取得的部分為既遂，尚未取得的部分作未遂處理；行賄的數額及既未遂形態與受賄對應。此時，只有受賄人已實際取得的部分構成違法所得，應從受賄人處追繳；對于留在行賄人處的部分，由于雙方約定賄賂的行為即為給付和收取賄賂的“著手”，已使行賄人財物中的部分與行賄行為產生了特定聯系，也即“賄賂”已經形成，雖尚未送出但仍具有供犯罪所用財物的性質，因此也應予沒收。需注意一種例外情形，如果行賄款物的生成與時間推進有關，那么對于案發時尚未存在的行賄款物就不應也無法追繳、沒收。比如，行賄人通過受賄人承攬了工程項目，雙方約定行賄人收到每筆工程款后都拿出10%送給受賄人，但行賄人尚未收到全部工程款即案發。這種情況中，雙方在約定時就將賄賂寄于將來待發生的工程款，行賄款從工程款中產生，工程款未收到之前，行賄款并不存在于行賄人所有的財產中，因此對于行賄人尚未得到的工程款所對應的行賄款，不應以行賄人的合法財產抵繳，即便未來行賄人得到了后續工程款，也不應作為供犯罪所用財物予以沒收，但如果符合行賄所獲不正當利益，可以作為違法所得予以追繳。

    4.受賄人為完成受賄而出資或支付價款。

    在合作投資、委托理財以及低買高賣等交易型受賄中，受賄人為了收受賄賂通常會實際出資或支付價款，這部分財物雖然性質上屬于犯罪成本，但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計算受賄數額時應將“出資應得收益額”和“實際支付價格”扣除，故不能為違法所得覆蓋。那么可否作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予以沒收呢？筆者認為不妥。首先，該部分支出與對應的收益本身符合正常的交易規則和市場價格，司法解釋將其從犯罪數額中扣除也表明承認這部分交易的效力；其次，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本質是一種保安處分，以預防再犯、社會防衛為目的，意在通過沒收犯罪工具、資金等阻斷行為人再犯的能力，區別于以非難和懲罰為目的的財產刑。從這一角度看，受賄人付出的財物已不具助力再犯的危險性，應避免以沒收供犯罪所用財物為名施以實質的財產懲罰；最后，刑法第六十四條系對于財產處置的規定，關注處置時財產的狀態，而受賄人支付的財物已經不為本人所有，已實際進入市場，無論從受賄人還是行賄人處追繳，均不適當。因此，受賄人為了完成受賄而付出的財物，不應作為違法所得或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予以追繳或沒收。

    （作者單位：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