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康刑律合規惠企

      不同于速裁、認罪認罰從寬、監察體制改革等立法機關授權模式，企業合規改革是由作為司法機關的最高檢主導的，此項改革并無直接明確的法律依據，當前改革中的不起訴適用，實際是在相對不起訴制度框架內進行的，改革力度有限。因此，企業合規改革的深化亟需立法賦能，在刑事訴訟法中作出相應制度安排。

整體來看，企業合規改革的初期成效顯著。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合規案件2382件，其中適用第三方機制的案件1584件。對整改合規的606家企業，1159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但不同于速裁、認罪認罰從寬、監察體制改革等立法機關授權模式，企業合規改革是由作為司法機關的最高檢主導的，此項改革并無直接明確的法律依據，當前改革中的不起訴適用，實際是在相對不起訴制度框架內進行的，改革力度有限。因此，企業合規改革的深化亟需立法賦能，在刑事訴訟法中作出相應制度安排。接下來，主要圍繞立法的基本原則及制度設計兩個方面，談談企業合規改革深化與刑事訴訟法修改的相關問題。

一、企業合規程序法建構的基本原則

首先，應堅持權力平等原則。作為自然權利的權利平等在我國具有廣泛而堅實的憲法和法治基礎，也就是對于一切公民，不分職業、民族、種族、性別、社會出身，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有任何特權。如果立法規定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涉企業犯罪自然人可因合規而獲得不起訴處理，實際上意味著被告人因其特殊身份而享有了法律適用上的特權，這將是對既有權利平等制度體系的巨大沖擊。所以，自然人合規不起訴應適用于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犯罪案件。

其次，應注重程序參與原則。對于參與合規訴訟程序的主體范圍，應當從當事人、社會公眾和行政機關三個方面來加以理解和把握。從當事人角度看，保障辯護律師權利，實現律師有效參與，有助于形成切中要害的自查報告和專業的律師意見，提高適用合規訴訟程序的可能性。在社會公眾參與方面，對于涉案企業合規整改問題，檢察機關可以召開聽證會，邀請社會民眾與不同領域的專家積極參與。就行政機關參與而言，一方面，行政監管的后續接力是保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進行合規整改的出罪企業能夠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對于部分犯罪情節輕微的涉案企業，檢察機關可以采取先作相對不起訴處理而后將涉案企業的合規整改與監管交由行政機關的處理模式，盡早解除對涉案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盡快復工復產。

最后，應引入比例原則。從妥當性原則出發，應在合規不起訴制度中設立合目的性裁量條款，對于實體上已經符合起訴法定條件的涉企業犯罪案件，檢察機關應先在起訴與合規整改的抉擇中權衡如何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再行決定是否起訴。同時，對于合規不起訴的制約與救濟，應秉持多方參與、多方制約的程序設計理念，既要加強檢察機關的內部監督，也要充分調動外部監督力量。在必要性原則方面，應對檢察建議模式與第三方監督評估模式、相對不起訴與附條件整改不起訴的適用標準進行合理區劃。檢察建議模式應主要適用于犯罪情節輕微的相對不起訴案件，第三方監督評估模式應更多地適用于犯罪后果危害較重、社會影響較大等需要先整改后出罪的案件。落腳相稱性原則，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時間條件下，重點合規整改直接導致犯罪發生的問題，直達病灶。

二、企業合規程序法建構的疑難問題與制度設計

（一）立法模式選擇

總的來看，企業合規的立法模式有兩種選擇：一是分散模式，將企業合規的內容分散規定于《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文中；二是專章模式，即在《刑事訴訟法》第五編特別程序中新增一章。我認為，專章模式更為適宜。

如果采取分散模式，必須解決合規訴訟程序與普通程序中的審查起訴內容、審查起訴期限、不起訴適用等內容相沖突的問題，需要在現行刑訴法的基礎上增加星羅棋布的例外規定。從我參與刑訴法三次修改的經驗來看，其所需投入的巨量人力與物力，無異于進行一次“殺雞用牛刀的大手術”，這是不經濟也是不現實的。而采取專章模式，則能夠有效避免因“條文打架”“條文錯亂”而導致法律實施上的混亂。

（二）偵查、審判程序中的合規

企業合規整改既可前移至偵查階段，也可延伸至審判階段。一方面，雖然合規整改及對企業的從寬處理屬于司法權的范疇，公安機關無權對合規案件作出出罪處理或者從寬處理，但不應據此否認合規考察在偵查程序中的必要性，挽救企業的最佳時間節點恰恰在于偵查程序。另一方面，在進入審判、判決宣告之前，企業仍處于刑事訴訟程序之中，也應有機會通過合規整改獲得從寬處理。考慮到審判機關保持中立的應然屬性，審判程序中的合規整改仍應由檢察機關主導負責。同時，在未來立法中，有必要規定人民法院可對審判程序中的合規整改案件終止審理，以提供合規整改的時間保障。

（三）合規訴訟程序與認罪認罰從寬制

總的來說，合規訴訟程序中存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空間。首先，能否適用合規訴訟程序的核心考量因素應是涉案企業是否認罪認罰，而非自然人的認罪認罰情況，因為自然人意志并不能等同于企業意志。其次，企業的認罪認罰并不意味其必須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接受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因為在合規啟動階段并不存在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或處理意見，企業只需自愿承認主要指控事實即可。最后，涉企業犯罪自然人是否認罪認罰是影響是否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重要因素，自然人在被取保候審后，如果能夠為有效合規整改做出貢獻，則可視其具有積極悔過的態度表現，檢察機關可以據此提出寬緩的量刑建議，甚至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四）適用合規訴訟程序的刑期條件

刑期條件的設置既不可過寬、也不應過窄。我認為，十年有期徒刑以下的限定較為適當。當然，在相關法律規定正式出臺后，檢察機關辦理企業合規案件時，對于刑期條件的考量，可以采取循序漸進的原則，按照“3年以下—3至5年—5至7年—7至10年”的模式，階梯式擴大案件適用范圍，緩沖提高社會公眾的接納度。

（五）程序啟動與整改考察

關于適用合規訴訟程序的權利告知問題。為了保證涉案企業都有獲得程序優待的機會，有必要規定辦案機關應當主動告知涉案企業合規從寬處理的規定。企業合規訴訟程序的適用需要公、檢、法進行協作，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都可以適用，因此，應當明確負有告知義務主體包括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

關于程序啟動問題。為了保證合規訴訟程序的有效適用，啟動機制應分兩種，即依職權啟動和依申請啟動。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受理涉案企業案件后，應當主動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在征求涉案企業同意的基礎上，可以啟動合規訴訟程序。涉案企業申請適用企業合規訴訟程序的，應當提供書面的申請，并應特別要求提供企業經營、納稅、員工情況說明、企業合規自查報告等證明材料。

關于合規考察程序問題。在改革試點前期，部分地區對合規監管人的職責定位不明，合規監管人被誤認為是涉案企業的合規顧問。其后，相關文件總結試點經驗，明確了合規監管人的職責。有鑒于此，立法應明確合規監管人負責對涉案企業提出的一項或多項合規計劃提出修改完善意見，履行相應的監督職責。需要指出的是，在合規訴訟程序中，既要保證合規監管人的獨立性、中立性，賦予合規監管人廣泛的職權，也要維護辦案機關的主責機關地位。

最后想說的是，企業合規改革是企業治理領域的一場革命，是一個法治化、系統化、現代化工程。我們既要堅持理想，也應認清現實的艱巨性與復雜性。如果沒有一套特定的標準，缺乏融貫性法理的支撐，精細化目標也有可能演變成碎片化的程序。我國的企業合規程序立法，不可急功冒進，應當立足實際，審慎為之。